佚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一等一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面积不到11万平方公里，跟浙江省面积相当，人口在198/9年时约1700万，相当于深圳人口。但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chinesenewsnet.com)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东德初露峥嵘，获得了9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5，同届西德获金牌5枚。(chinesenewsnet.com)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东德开始发力，获得20枚金牌，紧跟美苏两大国之后，位列第3，同届东道主西德获金牌13枚。(chinesenewsnet.com)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紧随老大哥苏联位列金牌榜第2，同届西德仅获金牌10枚。(chinesenewsnet.com)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抵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德达到顶峰，共获47枚金牌，老大哥苏联则获得80枚金牌（感觉跟中国参加亚运会一样），西德没有参加此届奥运会。(chinesenewsnet.com)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东德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老大哥苏联一起抵制。(chinesenewsnet.com)

　　1988年汉城奥运会，政治上江河日下的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2。西德获得11枚金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统一后的德国以东德运动员为主体，获得了33枚金牌，列金牌榜第3位。　　　　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所夺奥运奖牌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苏。其中最显着的是女子游泳和田径（后中国运动女选手也因禁药而一鸣惊人）。但是，德国统一后这个东德神话破灭：自1996年开始，德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就一届不如一届了，96年20枚，00年13枚，04年13枚，08年截至目前为9枚。(chinesenewsnet.com)

与其说是德国体育江河日下，倒不如说是德国体育的正常回归。一直以来，西德的体育制度是很健康的，不过分追求奥运会的金牌数，而让国民的身体素质得到自由发展，所以每次奥运会 金牌得10枚左右就满足。　　反观东德，为了在与西德的对比中显示出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采用举国体制办体育。所谓“举国体制”，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采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换句话说，“举国体制”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来协助操练少数精英运动员，尽最大努力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这种体制有如下几个特点：(chinesenewsnet.com)

　　第一，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费巨额国民财富用于培养精英运动员，但轻视国民大众的体育与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求。(chinesenewsnet.com)

　　第二，选拔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伤害，毁了他们的一生。中国体育报说，80％的运动员退休后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身疾病，甚至成为残废。(chinesenewsnet.com)

第三个弊端是，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使举国体制成为体坛腐败的催化剂。(chinesenewsnet.com)

　　不仅如此。西方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举国体制下则是一种官方行为。东德政府甚至敢于要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东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禁药使东德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chinesenewsnet.com)

尽管东德曾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金牌战绩，最后也避免不了被西德吞并的下场；尽管获得了１００多枚金牌，但最后却如昙花一样地迅速衰败。(chinesenewsnet.com)

但谁都不会否认今天的德国是个体育大国，德国不仅在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中（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赛车，网球等）具备不俗的甚至是顶尖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大量民间的体育协会。光在德国体育联合总会中有8万5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达到了2600万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32%，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有1200万人，说德国是一个全民体育的国度一点也不为过。(chinesenewsnet.com)

今天，奥运金牌榜上那虚幻的辉煌已与德国人渐行渐远，但体育已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后革命时代摇滚乐的普遍失望指向一种对历史的乌托邦阐释：当摇滚还生活在革命或前革命时代时，仿佛一切都生机勃勃，一切都盎然。暴力年代只剩下背影，商业社会只有一个暗淡轮廓，以此二者为座标，未被歌颂的80年代青年们，在一片广阔天地间自由地谈论政治、性和音乐。刚刚洗除“精神污染”恶名的他们，匆匆为自己准备好皮装与长发，他们口中激昂的歌词与西单民主墙上那些字句交相辉映，而他们的“父亲”崔健以自己的木吉他、白色棒球帽以及上面的红五星庄严发誓：一场新的长征才刚刚开始！

 

然而，作为中国摇滚精神的第一个代表性语汇，“长征”的出世并不值得称道，反而应该是让人感到讶异的，它暗示着中国摇滚似乎并不想向滚石乐队和The Clash看齐，更令人担忧的是，它喻示着中国摇滚乐手们音乐修辞学的先天不足：摇滚的激情、血性、自信、甚至反抗，都必须经由革命话语的包装和过滤才能表达出来。历史上的摇滚乐总是与当时的左派运动痴缠，然而彼“左”绝非中国之“左”；一边是彻底的人性解放，一边是彻底的对人性的压迫。整整二十年以来，在官方的强大精神控制力之下，中国人的血性基因达到濒临错乱的边缘，当内心的一切真实思想都必须通过歪曲的形式表达出来时，这种形式自身便与思想变作了密不可分的一对。此外，由于官方在言论解禁上的尺度并没有达到许多人想象的深度，以80年代“伤痕文学”为代表的反思精神迅速让位于其后“朦胧诗”的一纸荒唐言，以景仰文化为指向的“文化热”也过继到追思独裁的“毛泽东热”，除了去海外寻找“丢失的十年”的那些幸运儿们，剩下的知识分子只能以“即使否认那个时代，也不能否认自己的青春”来告诫自己，最终又一次完成了完美的精神自慰，收起了痛苦的回忆之刀。

 

在这种考量之下，中国摇滚，并不是作为官方话语的反制力量出生；在话语暴力美学开始卷土重来的80年代末期，它表现为对文化革命年代的另一次温情脉脉的追溯。身受“极左政治施暴性虐待”（河西语）的崔健们对政治并无警惕，强大的中国特色文化土壤引导摇滚天枰偏向前人遵奉的革命原教旨主义，翻唱“革命歌曲”开始成为许多摇滚乐队讨好市场的必修一课，以“红旗”、“红布”、“红五星”为代表的“红色”叙事开始毫无不安地大量出现在崔健歌曲的母题，它们挟金属之罡风，虎虎生威，宣谕着新时期暴力话语的新形态。

 

89年那个夏季的残阳彻底碾碎了崔健当年信誓旦旦的保证，一场主要由摇滚乐和青春荷尔蒙驱动的革命，最后随着那辆残损的自行车躺在那条黄昏小道的尽头。 崔健的“一块红布”、“最后一枪”作为对当年承诺的恸哭，标志着最绝望的呐喊，也是中国摇滚史上最有力量的一次话语反抗。唐朝乐队的“国际歌”是对革命的最后一次呼唤，也是烈火中的终结。从此以后，越来越少的人还对革命与摇滚的博弈表现出兴趣了，但是这一套灵巧的修辞工具传给了未来的青年修正主义者们，并将在他们手中变得更为有力。中国摇滚由是进入了“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