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一种节奏，一个谐趣，一次游戏。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文笔不够好，因为不懂得使用那些奇特的词语。其实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已经学会驱遣文字本身的强弱节拍去安排一些插科打诨，让人发笑，而笑是如此接近文字的本质，以及它所应该反映的本质，即一种生命之游戏。

前阵子韩寒“文笔不好”的发言曾经引起广泛震荡，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中国文坛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讨论过文笔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了。我们爱说一部作品“反映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却很少谈论作者的文笔怎样。这又是不奇怪的，因为包括巴金在内的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和文坛领袖，文字都像苏联军队配给女兵的胸罩一样（村上语），都没有什么趣味，换言之，他们遭遇着文笔问题。如果让社会都认识到他们有文笔问题，他们还怎么尸位素餐，勉勖后进？这是中国最恶心的老人政治。

这本是余世存先生一篇旧文的名字，我觉得还有点意思，就此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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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的文章是写他多年前的学生登门拜访，“学生已然小康，老师依旧赤贫” ，本来老师就有点由钱包的大小带来的不忿，学生又提出希望老师为他“打工”，言辞间还有贬低其他同学的意味，老师就感到非常不满，甚至要写一篇文章来继续发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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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余世存先生的不爽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文人酸气的集聚。据我所知，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是完全像他们自己诗文里所说那样，视金钱如shit、mud、阿堵物；甚至，几乎在他们人生中都有一个时刻，是只要权威者用一点经济的吸引就可以让他们倾心“投诚”的。由桀骜不驯的“愤青”摇身变成统治阶级最热心的吹鼓手，这样的例子，史书上比比皆是。腹中有余粮需要消化，常常是吟诗作赋，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等等“大事业”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如本雅明那样的柔弱书生，为防止由经济而思想的掣肘于人，拒绝舒勒姆、阿多诺等人在异国的邀请，最后困死欧陆，是极为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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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所以受制于金钱，是因为他们的所学既不能马上转化为金钱，人格上又常常懒散被动，即使思想有幸被他人不断地转引，很多人也无法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任何“暴富”的曙光，因此他们要么攀附于富人，要么反过来作出一副轻视、蔑视、甚至鄙视富人的姿态。其实，在许多人看来，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获得财富的人，要比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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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看余先生接下来的话，会发现他不是没有道理。余先生说：“今天的富裕成功者更应该善记他们的机遇，即他们更多是一种命运之偶然，暴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些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进程里‘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只不过是历史之手书写的社会文本，是命运附身其上的目的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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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之后，暴富不仅仅成了一种历史发展之必然，也是一种对政权合理性的有力支持。然而，近来一些怵目惊心的新闻表明，一个个富裕光环的背后往往不是那么美好，不是那么符合我们的初衷。逃税最厉害的名单里有很多先富者，放弃中国国籍变成“假洋鬼子”的少不了那些先富者，为了一些打着“集资”名义的企业先富起来，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血本无归；而为了石家庄一市企业的富裕，就要付出五万婴儿中毒的代价，真是让人感叹：先富的人站起来一个，就有可能会撂倒几十万运气不好的人啊。而出离于新闻镜头之外的许多暴富者究竟通过什么手段富起来，我们不能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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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清楚的一点是：世界上最富的人没有多少在中国，然而暴富的人有很多都集中在中国。中国大陆银行体系存款中的百分之八十，集中由百分之二十的存户持有。不到0.5%的中国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即使在这些富有的群体内部，也有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这其中最醒目的，便是与当政者有各种姻亲联系的5000个特权家庭。可见，在中国最富有的人，并不是那些最聪明、最努力的人，很多人兜中的大钞，头顶的光环，与他们的知识、学历、人格也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因为他们享有由人际关系带来的特权而已。中国企业崇尚的一句箴言“先做人，后做事”，在这里显现出它真实的意义：事业的成败首先是人际关系决定的。从另一方面说，即使暴富者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他的努力和巧思，在这个时代他也不可能完全回避“关系”和特权的因素；即使暴富者确实是天纵英才之人，在别的社会体制下他也很可能不会如此轻易地得到这么多财富；即使暴富者对他的万贯家财完全受之无愧，也不能说他懂得驱使这些财产，并因之实现自己或帮助实现他人的人生价值。根据“先富”政策的内在逻辑，先富者暴富的可能性正是因为他们的暴富是建立在牺牲其他地区平等机会的基础之上，而其合理性是建立在可以带动他人一起富裕的基础之上，如果他们暴富却无法帮助一城一地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标，反而去轻视未富者，这就只能说是忘恩负义了。这正是余先生所说的：“……先富起来的人却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的一部分，他个人的人生意义、甚至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必须自己去寻找，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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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大家庭中，中国的形象也越来越像一个暴富者。奥运和“神七”，让世界充分认识到中国是多么有钱！然而，毛喻原先生选择了一种更震撼人心的修辞描绘暴富之后的中国：“有一个国家在吸大麻，吸文字、声音、影像、舞美的大麻。吸的结果自然是让吸之前本身就存在的那种幻觉更进一步的升级与放大。就像一个有长期吸毒史的蓑人一样，这个国家其精神平衡及维护的本能需求就对大麻产生了一种须臾不可分离的依赖。……这个国家已经吸毒成瘾了，它的吸毒史可以千年计。最近一次吸得最HIGH，两千亿一吸。”奥运，不过就是一次体育运动会而已。花了中国人两千亿的金子“鸟巢”不是给人民使用的，所以他们只能买50元的入场券去参观，而无数的有毒食品每天准时送达他们的菜场和饭店——他们依然是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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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不过是一次只有三个人参加的长途旅行而已。在与飞船相隔几万公里的地球上，很多人仍以20块钱的陋服蔽体，而航天员从飞船里悠然滑出，挥一挥旗，招一招手，然后把造价三千万的宇航服往太空里一扔，中国科技从此就牛逼了，中国从此超英赶美，世界第三了，从此“为世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从此又对党的伟大有了新的认识，又感激涕零了。在奥运和航天上，中国人都是巨富，一掷万金。可是一吃起东西来中国人就怂了。一造起房子来中国人就穷了。是不是仰望星空，就听不到结石和其他毒素在身体内部积聚的声音？是不是只能从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废墟之上仰望星空？中国人发现自己依然是赤贫，因为暴富的何尝是他们自己呢？一个从美国回到上海的留学生曾感叹道，有的国家是人民富裕，政府相对贫穷，而有的国家是政府富裕，人民依旧贫穷，有的国家的政府就是这么成功了，而有的国家的政府就是这么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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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富学”的研究上，苏联和朝鲜是我们的祖师爷。为什么苏联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为什么平壤的柳京饭店最后没有成为世界最高楼，而是世界最高的烂尾楼？“卫星”和“红旗”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辩证关系？想到这里，我们该惊醒，我们该儆畏，我们该幡然醒悟，想要问一句：青春暴富，干吾何事？

（谨以此文献礼钟共建国59周年）